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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0计划领头羊团队:龔育之研究中共黨史的特點

2016-07-11 11:05:43 來源:世紀橋 作者:史代羅

pk10计划人工在线计划 www.efsdn.icu 龔育之作為著名的中共黨史學家,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成績斐然,為黨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長期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治學特點:如堅持黨性與追求科學,關注現實與力求創新,論從史出與史論結合,還原歷史與鳥瞰歷史,寬廣眼界與開闊視野,夾敘夾議與有質有文等。梳理總結這些特點,有助于深化對龔育之及其黨史思想的研究。下文主要從五個方面闡述龔育之黨史研究的特點。[1]一、堅持黨性與追求科學
龔育之強調,黨史著述要努力做到“站在黨的立場上寫歷史和站在科學立場上寫歷史”的統一。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站在黨的立場,就是要做到三個遵循:遵循黨的基本理論、遵循黨的決議、遵循歷史事實。站在科學立場上,就要尊重歷史事實,追求歷史真理。這兩者在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龔育之的基本思想是既要遵守黨的決議、黨的宣傳紀律,又不能躺在決議的“本本”上無所作為、裹足不前。要做到追求真理和遵從決議、服從真理和服從決議的統一。事實上,黨性本身就要求嚴格的科學性。毛澤東早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講過:“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全?!盵2]因此,凡科學的歷史著作,并不僅僅是圍繞《歷史決議》做簡單的演繹,而是以歷史事實為出發點,從中引出合乎實際的歷史結論來。

編寫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要做到“黨的立場”和“科學立場”的統一,突出反映在對歷史發展經歷的曲折過程的敘述中如何把握好分寸,這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部分顯得尤為突出。針對這個敏感的問題,龔育之曾明確地指出:“關于這個十年的總評價,要把成績講充分,把人民的奮斗、黨所作的努力如實地寫充分,而且從經濟建設、經驗積累、干部成長幾個側面講充分。失誤不要渲染,但也要如實地講透。不是說成就是主要的就大體都很好了,還是有兩個側面,兩個趨向,造成過很大損失,‘左’傾錯誤有起有伏,伏而又起,愈演愈烈,終于占了上風,釀成‘文化大革命’?!母鎩暗摹蟆由稀母鎩募?,構成二十年‘左’的錯誤?!?[3]無論是成績或錯誤,都要實事求是,不避不諱。既不用成績遮蓋錯誤,也不因錯誤而否定成績,這就是黨的立場和科學立場的統一。

在主持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卷稿)[4]時,龔育之指出,中卷稿要以《七十年》(即《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下同。)為基礎,又要比《七十年》有所前進。對“有所前進”,他是這樣解釋的:“就是要力求在史實的敘述方面,寫得更詳細、更豐滿、更全面一些,有些地方更生動一些;在結構、思路、概括、議論方面,根據《七十年》出版以后(剛好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實踐的新發展,對歷史的新領悟,史料的新發掘和研究的新成果,都應該也可以有或多或少的前進?!薄暗比?,從根本上說,只能也只應該是在歷史決議和《七十年》基礎上的前進?!盵5]這就是他說的“有所前進”的底線。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龔育之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統一的立場。

二、關注現實與力求創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學術研究的活力源泉。一部學術史,就是不斷創新不斷前進的歷史。沒有創新,就沒有學術的發展和未來。而創新要以立足現實、關注現實為前提,只有在深入切實地研究現狀的基礎上,創新才有依托與支撐,否則,創新只能是鏡中月、水中花、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世而作”,關注現實是龔育之黨史研究的一大特點。龔育之不是那種固守在書齋里、埋頭于故紙堆中的學究,他向來倡導理論學習、歷史研究、現狀研究三者的結合。他曾在文中寫道:“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新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進行的,而對新的實際,我們要用極大的努力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發展新理論”。[6]他不僅號召同輩學人努力面對新實際,而且自己也一直踐行著這一理念,深深扎根于今天的時代和社會,從變化著的形勢和情況出發,用理論研究的成果為現實服務。他的不少宏論都是應客觀需要而發,而且針對性強,很少有空泛的、主觀的議論。通讀龔育之的作品就會知道,他的文章幾乎都與黨的重要會議、歷史性事件相關。

龔育之在介紹《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讀鄧小平著作的筆記》的成文背景時,寫下這樣一段話:“1991年秋天,理論界許多同志分外深切地感受到認真學習、研究和宣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多么的重要,在國際變局和國內風波中,我們之所以能夠站穩腳跟,不就是因為十多年來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偉大成果嗎?堅持沿著這個理論指引的方向繼續前進,中國社會主義就有前途,中華民族振興就有希望,停止甚至倒退,是決沒有出路的。而這樣的學習、研究和宣傳,還做得很不夠。從自己做起吧。于是,我重讀了……”[7],從中不難發現他關注現實的寫作習慣。數十年來,龔育之對黨的理論、決策、方針、政策做了不少系統論證、深度闡發與科學評價,其研究成果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實踐目的,真真切切地起到了黨史研究鑒往知今、資政育人的作用。

“壯心不與年俱老”的龔育之主張“思想更解放一點,理論更活躍一點”,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分析問題,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不斷提出創新見解:如針對那種鄙視“官方研究”的傾向,他指出:“‘官方研究’、‘官方觀點’,可以也應該是學術上很有價值、理論上很有創新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理論上的許多重要的開拓和創新,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只有拒絕獨立思考,拒絕理論創新,一味重復已有的結論,翻來覆去凈講套話,才是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不論它出自官方,還是出自非官方?!骯俜窖芯俊?、“官方觀點”,斷然不應該是這樣。如果變成這樣,那就可悲了?!盵8]還有在贊同胡喬木批評名人逝世不及時見報的陋習之余,他又毫不隱諱地指出另一流弊:新聞總愛堆砌一大串頭銜才講出死者姓名,這種播報法常讓聽眾半天都納悶究竟是誰死了。因此,在編寫《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時,深有感觸的龔育之首倡了一項改革:先寫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同志逝世,然后才介紹他生前擔任過的職務。[9]這種敘述方式直截了當,能使聽眾一下就抓住信息的基本內容。從中也可看出龔育之不為流俗所囿的風格。

三、論從史出與史論結合

這里說的理論,是指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龔育之強調指出,黨的理論來自黨的歷史,理論是適應歷史的需要,從黨領導億萬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來的。同時,理論對黨領導人民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并接受歷史實踐的檢驗。所以,掌握理論要有歷史的功底(不能從概念出發,單純的邏輯演繹,而是從實際出發,依傍歷史的經驗),歷史研究要有理論的高度(不是單純的敘述過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單純的發掘材料和考證史實)。[10]要堅持兩點論,把理論研究和歷史研究緊密結合起來,使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進、相得益彰,而不是顧此失彼、抓住一點不計其余。

龔育之在《學習理論和研究黨史的結合》一文中,特別提到了江澤民1998年10月22日給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信,信中寫道:“學習理論要同了解歷史實踐、總結歷史經驗結合起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是一部蘊含和體現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活生生的教科書?!薄拔蟻M骷兜澄厥擁呈飯ぷ?,充分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從事黨史工作的同志,要看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拿出更多的成果?!盵11]從江澤民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理論是從歷史中來的,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黨的歷史,才能深入掌握黨的理論。

四、還原歷史與鳥瞰歷史

所謂還原歷史,就是讓歷史“以本來面目示人”,就是要實事求是、嚴格從實際出發,著述要符合歷史實際。胡喬木、胡繩指導寫黨史強調這一點,龔育之無論個人寫黨史文章還是主持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卷稿,也不斷地講這個問題。比如,龔育之主張以1953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為界把新中國成立初的前七年分解為“前三后四”兩段,前三年以“黨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實施”立編。這樣寫就比較符合新中國成立初的實際。胡繩對龔育之的觀點是完全贊同的。胡繩本人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的長篇演講中說道:“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變。那時說,社會主義革命從1949年已經開始。其實,這個說法不大能夠服人。毫無疑問,人民共和國從一開始已經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有了國營經濟,這就是有了社會主義經濟因素。而且共產黨取得政權就是重大的社會主義因素。但是,這跟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回事情。新中國成立時,在《共同綱領》中不提社會主義,當時認為必須有相當重大的社會主義步驟,才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開始,在這以前,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盵12]

此外,還原歷史還要努力寫出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氛圍。龔育之以“大躍進”的發動為例說,要描述出1957年以后上上下下抱著很大信心、很大希望,醞釀“大躍進”,發動“大躍進”的。要把當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如何在那么一種政治背景下、在那么一股潮流下發動起來的,寫得比較具體一點,讓人知道“大躍進”是怎么一回事;而不在于花太多的筆墨。[13]既要用“廣角鏡頭”寫,寫大輪廓;又要用“特寫鏡頭”寫,給人一些具體感覺、感受,兩種寫法皆用就兼有概括性和生動性,敘述起來也能繁略得當,重點突出,背景了然。

鳥瞰歷史,就是要“高瞻遠矚”,要站得高點,看得遠點。因為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實踐的發展而達到新的高度、深度、廣度和豐度。龔育之說,“對歷史的認識,要力求達到新的深度”。他舉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為例說:把它分析好,就要寫出對它認識的幾個層次。一是毛澤東講話的當時是怎么認識的,后來總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時又是怎么認識的。這里至少有三個層次:毛澤東講《論十大關系》時,說過去若干關系處理得不夠好,這是1956年總結時的認識。1957年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建設中骨頭和肉的關系沒處理好,比1956年講話時的認識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到1958年成都會議時和1960年寫《十年總結》時,毛澤東進一步批評了工業建設過去是照搬蘇聯。這些都屬于第二個層次。再一個層次,是幾十年后鄧小平的認識。鄧小平論黨史,說搞社會主義,方向是對的,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搞社會主義,過去沒有完全搞清楚。寫這段歷史就要把這個歷史過程和這幾個層次寫出來,把1956年、1957年、1958年、1960年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認識,引入對歷史的敘述,使之比較豐滿,并達到新的認識高度。[14]除此之外,龔育之還提出了兩個鳥瞰歷史的思路:用“兩個發展趨向”的觀點來看新中國成立后29年的歷史;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回顧黨的歷史。

五、寬廣眼界與開闊視野

龔育之研究黨史,往往從大處著眼,始終強調眼界要寬一點。這鮮明體現在他努力追求的幾個統一上:一是寫黨的歷史和寫人民的歷史、國家的歷史的統一,不能把黨的歷史僅僅寫成是黨中央會議和文件的歷史、領導人講話和活動的歷史,還要把人民創造歷史的活動寫充分。[15]二是寫黨領導人民進行政治斗爭的歷史和寫黨領導人民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歷史的統一。固然,黨在若干時候是把政治斗爭推到了歷史的前臺,關注點集中在政治斗爭上。但是,廣大黨組織領導人民群眾進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一直是基本的實踐活動、歷史活動,這方面一定要寫充分。[16]龔育之在指導黨史編寫工作時一再重申:例如開國盛世、文治武功,要濃墨重彩,不是只搞幾次運動,還有黨和人民眾多方面的工作,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眾多方面的新變化,城市、農村的新氣象,要廣闊豐滿地反映出新時代新國家的面貌,[17]這些都是黨的歷史的某種折射,都應映入觀察者的眼簾;對于“一五”期間工業化建設的氣氛、進程和成就,要用更多的歷史資料來描繪和烘托。三是觀察國內與觀察世界的統一。國際局勢和國內發展密切相關,特別是到了近現代,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都離不開世界。研究黨史,要具有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不能不把我黨怎么分析國際形勢、怎樣據此作出國內路線的決策、推進中國的歷史作出描述和分析。[18]

讀龔育之的文章和著作,讀者不得不為作者寬廣的眼界和開闊的視野所折服。單就人物而論,不少黨史著述多注意高層人物,多注意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他層次的人物,忽略了經濟建設人物和文教科技衛生人物。龔育之則不然,所寫人物的范圍十分廣泛,既有高層人物、政治人物,也有其他層次、其他領域的人物。這些人物在歷史上所處的地位不一,但是他們迥異的經歷同樣是這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可以從不同角度折射歷史。寫這些人物,能夠多層次地反映歷史的真實,豐富歷史著述的內容。這不僅是作者的潛意識,恐怕更是作者的自覺。龔育之認為,黨史人物的范圍還是放寬一點為好,共產黨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還得看到人民群眾。作者還主張,那些重要的影響大的或者犯過錯誤或者有過爭議的人物,那些在歷史上被錯殺、冤死的人物,那些普通人物,也應當作為黨史研究的對象,黨史研究者應當多讀些各種人寫的、寫各種人在這時代中的經歷的書。[19]這種開闊的研究視野,值得研究者效仿。黨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動,是黨史研究的對象。但僅僅反映這些,那也不是全面的歷史、真實的歷史、可信的歷史,因為歷史的外延本來就是豐富的和多層次的。一句話,研究者的眼界宜寬不宜窄,只有將各方面都寫充分了,歷史才會豐滿鮮活起來。

龔育之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做出的業績有目共睹。后學者應站在前人的肩上奮勇前進、開拓創新,這是對前人最好的追懷與紀念,也是對前人最大的慰藉與尊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p>

參考文獻:

[1]關于龔育之研究中共黨史的其他特點,比如夾敘夾議與有質有文等,限于篇幅,此不提及。

[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頁。

[3]龔育之:《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473頁。

[4]該書后改稱《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5] [10] [11] [13] [14] [17]龔育之:《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41頁,第87頁,第3頁,第436-437頁,第459頁,第442頁。

[6]龔育之:《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3頁。

[7]龔育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479頁。

[8] [9] [19]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頁,第139-140頁,第337-341頁。

[12]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1998年12月26日),《胡繩全書》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頁。

[15] [16] [18]龔育之:《黨史札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頁,第85頁,第86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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