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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赢客pk10计划:《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二講: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辟

2016-04-01 14:36:06 來源:新華網 作者:劉寶東

pk10计划人工在线计划 www.efsdn.icu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條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關于這條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見日本外賓時曾作過非常經典的概括。他說“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且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彼炙怠爸泄膊橙恕咦約旱穆?,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痹趺蠢斫廡∑酵鏡惱飭礁齦爬??他講的是一條道路,還是兩條道路呢?其實,小平同志這兩個概括講的都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不過一個講的是廣義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總戰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實現總戰略的方法(三大法寶)和途徑(農村包圍城市);第二個講的是狹義的革命道路,即專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今天我與大家探討的是后者,專門談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開辟出來的。我今天講三個問題:一是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二是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歷程;三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內容及意義。

一、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從大的方面講就是大革命的失敗。下面我就簡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時期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

1962年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時對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作了總結,他說:“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個階段才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庇紗絲杉?,黨在成立之初,對革命形勢判斷的并不十分精準、對革命規律的認識也并不十分清晰,而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經驗來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進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黨也自然地將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但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失敗為標志,第一次工運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產國際的促動下,黨的三大決定與國民黨合作。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黨際合作實現后,黨主要干什么呢?事實上,黨將主要的精力投向了開展民眾運動。在城市中領導了廣州沙面工人罷工、五卅運動等一系列規模浩大的工人運動,將大革命推向了高潮。關于農民問題,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國民黨也是比較重視,但是有個問題,國民黨雖在政策上比較重視,但卻是只有政策而無行動,因為沒有人愿意深入基層。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隨后他積極參與了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看到了國民黨浮于上層、少于深入基層的現實,1924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討論了十項提案,其中四項是毛澤東提出的,他在議案中提出了加強黨員作用、重視基層群眾工作等建議,如他說:“地方黨務方在開始,中央及執行部事務必不甚多”,“宜以全力發展下級黨部,不宜將黨里人才盡聚在最高黨部”,可惜毛澤東的建議不是“留案備核”,就是束之高閣。

其實對于國民黨不能深入基層的原因,孫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釋的很清楚,如他說:“迄今為止我和國民黨還沒有與農民進行接觸。在國民運動中出現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擁護者們的社會身份造成的?!薄拔冶救聳親什準凍鏨?,我的大部分擁護者屬于大學生階層、城市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商界。由此,我們沒有合適的人去深入農村,在那里扎根?!幣布垂竦橙狽Τ鑰嗄屠?、深入基層、扎實工作的農運人才。毛澤東曾說:“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本屠湊椅頤槍膊?,而國民黨的弱項正是我們共產黨的強項,如早期農民運動重要領袖阮嘯仙所說:“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閉獾賈鋁聳裁春蠊??據中共廣東區委1926年6月的統計:“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的特派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們同志?!?/span>

這樣大革命時期黨雖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澤東、彭湃等人不畏艱險、深入鄉村、開展農運,為日后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積累了經驗。1925至1927年間,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就是這一時期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總結。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開篇就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彼購耪僖⒖滔戮魴?,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到鄉村中去。這些認識為他日后創造性地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礎。不過客觀的講,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農民運動的了解還是“異常膚淺的”。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與參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講到:當時“我們許多同志從平面看農村,不是立體地看農村,……在這個時期,我研究過農村,辦過幾期農民運動講習所,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但是看得不深入?!倍雜諶綰畏⒍┟?、如何深入農村、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仍然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由于國民黨人大多不愿意從事吃苦的下層民眾運動,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黨員承擔。由此一來,國共兩黨的合作形態,就逐漸呈現了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不僅如此,黨在推動國民黨改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預備會上講:“當時各省的國民黨,都是我們幫助組織的。那個時候,我們不動手也不行,因為國民黨不懂得組織國民黨,致力于國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開代表大會。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后,一九二四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由我們幫它辦好?!閉飧雒Π锏目剎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嶄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務實的作風等區別于其它舊式政黨的先進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這個變化可非同小可,它標志著國共合作初期共產黨員單向加入國民黨的黨際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變成了雙向互動。這種黨際合作形態的變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對國共合作的方式產生了疑慮。國民黨一方面對自身組織的松懈而憂慮,另一方面又因為共產黨組織的嚴密而感到恐懼,這種憂慮和恐懼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張和行動,而這種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強烈地表現出來了,通過這個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變化。比如1926年3月蔣介石的兩條日記就很能說明當時他對共產黨的態度。3月10日,他在日記寫到:“近來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是什么原因使他這么難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獄中經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記中給出了答案:“共產黨自以為陰謀之毒,不知其狡計皆為人利用。鮑氏之肉,尚足食乎?!迸?,原來是共產黨的陰謀毒計,背后還有個共產國際,此時蔣介石痛恨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已經達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們中共黨內對國民黨、尤其是對蔣介石的動向就一點警覺都沒有嗎?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蔣介石記這個日記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澤東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上,為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個演講,談了應該從巴黎公社失敗中吸取兩大教訓:一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指揮”,二是“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演講中,毛澤東還說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

非常不幸,毛澤東的判斷是非常有預見性的。兩天之后,即3月20日,蔣介石就發動了“中山艦事件”,兩個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翻過年來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給了我們黨一個致命打擊,中國革命經歷了勝利的大喜,轉而又遭受了失敗的大悲。

可以說,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一個關注上層,一個關注下層;一個重視軍事,一個重視民眾,一個注重槍桿,一個注重筆桿;一個擅長武斗,一個擅長文斗。當兩黨互相合作時,無疑是一對優勢互補的搭檔。當合作破裂時,共產黨就吃大虧了。就像毛澤東在七大的一次講話中說的:我們“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子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痹詮膊吃庇閃蛉竇醯揭煌蛉說那榭魷?,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風中,中國共產黨在絕境中奮起,開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艱難歷程。

二、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艱難歷程

毛澤東在后來談起開辟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時候,屢次都說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說用逼迫的“逼”字來形容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話,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來概括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艱難歷程。大革命悲慘失敗之后,黨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是:還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這個關鍵時刻,黨做出了正確抉擇,結束了陳獨秀右傾中央的工作,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開始了從進攻城市向農村進軍的艱難轉變。

(一)從進攻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艱難轉變

為了總結失敗教訓,確定新時期的路線和政策,1927年8月7日,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嵋槭竊諍嚎謐飩縋謁樟┮倒宋事遄磕虻淖〈?,正式會議只開了一天,但實際上用了一周時間,也就是用三天時間將會議代表偷偷領進來,會后又用三天時間將與會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見當時白色恐怖之嚴重、革命形勢之危急。與會同志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作了認真總結,會上除了主持人李維漢和中央主要領導人瞿秋白之外,毛澤東發言的次數最多,時間最長,反思的也最為深刻。他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領導權問題;二是農民問題;三是軍事問題。關于領導權問題,他有個很形象的說法:他將國共兩黨的合作比喻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們雖然“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扭扭捏捏、勉勉強強地搬進了房子里,“但始終沒有當房子主人的決心”,即忽視了爭取革命領導權。關于農民問題,他批評了忽視農民運動的偏向。關于軍事問題,他談的最深刻:“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著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薄耙院笠淺W⒁餼?,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笨杉?,這時候毛澤東已經提出了爭取農民支持、獨立領導革命的思想,而具體的途徑則是把民眾運動和軍事運動結合起來。這次會上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即“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痹詿司裰傅枷?,黨先后組織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從起義目標來看,幾乎都是劍指大城市,秋收起義的目標是長沙,廣州起義的目的就更明確,占領廣州、建立蘇維埃。二是從結果來看,這些起義基本上都失敗了,即便奪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廣州起義占領了廣州,但僅堅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義奪取城市的目標也幾乎都沒有實現。各地武裝起義實踐證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義部隊開始轉入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開始從攻打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偉大轉折。

毛澤東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那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而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到鄉村這個彎,毛澤東轉的最快,也轉的最好。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認為攻占長沙已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果斷決定退兵文家市,當時隊伍駐扎在里仁學堂,經過激烈的討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得到認可,放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原定計劃,“議決退往湘南”,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

文家退兵,議決退往湘南,其實并沒有明確目標。文家會議后,起義軍沿湘贛邊界南下,經蓮花縣時,被派去聯絡江西省委的聯絡員宋任窮回到軍中,他帶回來江西省委的信中談到“寧岡縣有我們的武裝,有幾十只槍?!泵蠖志環檔氐韃?,了解到井岡山地區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落腳點。但是,要想上井岡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窮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時也參加過革命,袁文才還是中共黨員。袁文才有點文化,王佐會些武功,一個駐在山下的茅坪,一個駐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勢,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很有群眾基礎。經過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澤東才將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

各地起義軍撤到農村后,面臨的當務之急是在農村怎么生存,怎么發展。各地情況雖不盡相同,但都面臨三個共性問題:一是怎樣戰勝敵人的圍剿;二是如何爭取農民的支持;三是怎樣建設鞏固的根據地。這三個問題是互相聯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例,談談工農武裝割據是如何開展的。

起義軍上山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部隊給養問題,即吃飯問題。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笨?000多人還好辦,等到1928年4月朱毛會師后,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近萬人隊伍需要人吃馬喂,而井岡山東西南北方圓“共計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吃飯太難”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

那用什么辦法解決呢?最初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打土豪,因為打土豪既可以掃除革命的障礙,又可以鼓動農民起來革命。但土豪的存糧和資財也是有一個積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兩三天再來一遍。毛澤東很快認識到打土豪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而要取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當然是解決農民最關心問題,而農民最關心什么呢?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就抓住了這個核心問題,領導了邊界各縣轟轟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個很復雜的事,丈量土地、統計人口、協調分配,都需要有人牽頭,都需要組織來領導,這樣在廣大農民熱烈擁護下,寧岡等縣的基層黨組織逐步恢復了起來,并且相應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分了地后農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這就需要紅軍的武裝?;?,由此支前擁軍成為了農民的自覺行動,紅軍的基本生存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在領導紅軍反圍剿的過程中,毛澤東等人又總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樣就形成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循環,工農武裝割據在井岡山地區就蓬勃開展起來。

經過一年多實踐,毛澤東對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確認識,他及時作了理論總結,1928年10、11月先后寫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述,他從國情出發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完整闡述工農武裝割據的內容,提出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發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這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奠定了重要基礎。

可以說,毛澤東這時已經看到工農武裝割據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個有效途徑,如他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寫到:“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鋇凸鄣亟?,這時毛澤東的認識仍然僅是戰術層面的個案思考,還沒有上升到戰略層面的統籌考慮,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條主義束縛中破繭而出

黨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許多困難,一是難在沒有經驗,二是難在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束縛??梢運?,教條主義是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八七會議后實現了斗爭形式的轉變,但是黨內的“左”傾情緒卻潛滋暗長,仍然堅持通過城鄉武裝總暴動以造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對于毛澤東引兵井崗、保存實力的做法很不滿,1927年1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開除了毛澤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到了井岡山,他批評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說毛澤東是“右傾逃跑主義”、“槍桿子主義”,更為嚴重的是他還將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議錯傳為“開除黨籍”,當然,這個性質非常嚴重的錯傳很快就糾正過來了。

隨著各地工農武裝割據蓬勃發展,中央對割據農村和奪取城市的關系的認識也有了進展,提出在省一級的局部地區由割據農村,進而包圍奪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并紅四軍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廣州暴動的教訓,“在全省總暴動之先,必須要有幾個重要的中心區域的割據,而向全省的中心區域作包圍的發展,如此全省總暴動才有勝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動……一定是全省暴動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動的開始?!閉飧鏊枷胍丫淺=詠┐灝С鞘械纜妨?,但這種正確探索在六大召開后就停滯了。

中共六大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黨代會。為什么跑到莫斯科開,一是因為白色恐怖的嚴重,很難在國內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將各地的代表集中起來開個會;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因素;而蘇聯和共產國際也確實想要直接指導一下中國的革命。在六大上,共產國際批評了鄉村包圍城市的提法。毛澤東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思想,與共產國際“走州過府”式的“流動游擊”思想是相違背的,這引起了紅四軍內部分人對他的質疑。由于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全是農民成分的黨,重軍事輕政治、反對黨管一切、主張流動游擊等錯誤思想很嚴重,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紅四軍分散游擊的“二月來信”到了軍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從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據。結果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七大,解除了毛澤東前委書記的職務。

失去了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松散”,要求恢復毛澤東領導的呼聲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的“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重新出任紅四軍前委書記。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會議著重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同時從組織上建設,通過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使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無產階級化。二是如何建軍,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并規定了正確處理軍內外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這兩個關鍵問題的解決,使得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奪取政權,有了可靠的保證。

這個時候,毛澤東開始思考更大的問題,那就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這時看到不僅是他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取得了成功,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左右江根據地和東江根據地等大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也在蓬蓬勃勃地發展,這使他感覺到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已經不再是一個戰術的權益之計了,而是一個帶有戰略性的全局問題,即道路問題。這時,他收到了時任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帶有悲觀情緒的元旦賀信。古田會議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給林彪回復了一封信,借著批評林彪以闡述自己的主張,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選時應林彪的請求,刪除了對林彪個人的一些批評內容。毛澤東批評了“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反對“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主張應該采取“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強調只有堅持農村根據地斗爭,“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杉?,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鄉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思路。這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成功開辟出來了。但是,這一思想為全黨所接受并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又經歷了一段極其坎坷的歷程。

(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澤東歷經艱難探索出來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時間里并未被黨中央認可和重視,反而遭到嚴厲批評。當時由于周恩來到蘇聯匯報工作,六大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又能力不強,所以中央工作實際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主持。他是堅定的城市中心論者,他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頭腦和心腹,單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致他的死命?!閉庵炙搗ㄕ鵠匆彩怯幸歡ǖ覽?,就像我們個體一樣,最怕腦子和心臟出問題,因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問題還比較好修。但將這種觀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可就不那么適合了。

李立三有堅定的城市中心觀念,加上他對當時革命形勢估計過于樂觀,我們知道這個時期爆發了席卷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而國內又爆發了規模浩大的中原大戰,所以他認為革命高潮到來。1930年6月9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點名批評了主張“以農村中心”的毛澤東,他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的地方”,中國革命勢必促成“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革命的總爆發”,為此他制定了全國總暴動的方針并付諸行動,造成嚴重危害。

“立三路線”本來是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形成的,因為此前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有右的傾向,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一味堅持全國暴動的冒險做法,又有點過“左”,就是連聯共(布)中央也認為是有點過頭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電報中嚴厲地批評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笨墑搶盍⑷⒚揮刑庸膊實鬧甘?,而是公開宣稱“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的形勢”,這種“不聽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強烈不滿,而紅軍進攻大城市相繼失利,終于使得中央放棄了原定的暴動計劃。周恩來和瞿秋白從蘇聯回國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這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的定性又發生了分歧,中央認為“立三路線”是“中央在策略與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問題,但不是原則問題;而共產國際則上綱上線地認為這次錯誤“并不是個別的錯誤,它造成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了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其行為更是敵視布爾什維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span>

下級與上級爭論的結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級服從上級,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認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但對這個說法,共產國際還是不滿意,不換思想就換人,要在以后杜絕這種不聽招呼的現象發生,關鍵還是要讓能夠不折不扣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同志負責中央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秘密潛到上海,在他一手操辦下,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把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推舉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中央領導權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產國際垂青關鍵是他聽共產國際的話。

王明上臺之后,仍然頑固地堅持共產國際所主張的城市中心論,他在表面上雖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實際上他更“左”。如他在統一戰線問題上主張關門主義,如他所說:“國民黨軍閥政客這一群狗窩里,絕對找不出一條‘少通人性’的好狗?!憊賾詬錈問頻吶卸仙?,他在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文件中公開宣稱:“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他還把所有反對這種冒險行動的主張一概斥為保守退卻,甚至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并且他還利用組織手段把他們那一套強行推行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在危急形勢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而周恩來則要到中央蘇區,這樣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任。

博古仍然聽命于共產國際,繼續推行“左”傾教條,如他自己后來回憶說:“其實我和一些同志當年都還只是學生,只學了一些理論,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條就回國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因此過去黨的許多決議,不過是照抄照搬國際的指示而已,完全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閉庵滯耆揮薪岷現泄導實慕峁?,就是經過一番折騰,1933年初臨時中央在上海難以立足,不得不轉移到中央蘇區,直接領導中央蘇區工作,“左”傾教條的影響就更惡劣了。如毛澤東后來的說法就是,先是“欽差大臣滿天飛”,而后就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國墨水的中央領導人,根本不把靠鉆山溝、打游擊的毛澤東放在眼里,他們對毛澤東探索出來的革命新路置若罔聞。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開始,一直到1934年10月開始長征,在整整三年的時間里,毛澤東被排除在了中央蘇區紅軍領導之外,此時盡管他仍然擔任著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當時他的處境是相當艱難的。據伍修權回憶,長征前研究轉移的時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還曾經想不帶毛澤東走:“最初他們連毛澤東同志也不打算帶走,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能成了另一個樣子?!?/span>

在“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下,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瞎參謀、亂指揮之下,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土地革命戰爭失敗了,黨和中國革命再次陷入絕境。實踐證明照抄馬列本本、共產國際決議,照搬俄國革命經驗行不通,而毛澤東等人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是奪取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內容及意義

經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勝利和失敗,經歷了革命的大風大浪,經歷了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他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吸取了抗日戰爭的新鮮經驗,先后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

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內容,中共中央文件從來沒有作過完整的概括和表述,其基本內容我在講稿中作了歸納,現在簡單的梳理一下。

毛澤東從中國特殊的國情出發,闡明了為什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一是闡明了中國革命走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特點:“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閉庵止榫途齠酥泄錈荒芟褡時局饕宓墓夷茄?,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后再進行起義和戰爭,而是以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為主要斗爭形式。由于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而且長期占據城市,所以農村是孕育革命的溫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則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

二是論證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決定的。對于這個特點,毛澤東有過生動的描述,他說:“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和幾萬萬舊制度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反動軍隊中有隸屬蔣介石的所謂中央軍和隸屬各省軍閥的所謂雜牌軍這樣兩部分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通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閉飭觥巴貝嬖凇苯芍泄尉梅⒄溝畝嘌院筒黃膠廡粵芾煬≈碌乜袒順隼?。再從地理特征來看,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革命勢力有著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閉欽庵痔厥獾墓?,決定了中國革命有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同時也決定了革命的長期性和艱苦性。

三是進一步闡明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詳細地論述了抗日戰爭中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勝利前景。全面抗戰爆發后,共產國際和蘇聯認為中國應該以國民黨為中心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共產黨盡量遷就、服從、支持他們,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中國拖住日本,減輕蘇聯在遠東方面的軍事壓力。1937年11月王明回國后,由以前的“左”,又變成了右,他不折不扣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意圖,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甚至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實質上就是一切聽命于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錯,但放棄領導權那就會重蹈大規模失敗的覆轍。王明不僅自己宣講右的一套,而且還利用控制的《新華日報》大肆傳播他的論調,而對于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王明則予以弱化,如他以篇幅過長為由拒絕在《新華日報》上登載《論持久戰》。王明的右傾言論在黨內產生了一定影響,使得黨內一些同志對于在國共合作抗日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要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必要性產生了動搖。針對于此,毛澤東在一系列論述中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提出要堅持抗日戰爭的領導權,仍然必須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仍然要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并指出這是奪取抗戰全面勝利乃至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必由之路。

這樣,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論形態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辟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最后的勝利;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啟迪作用。(主講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劉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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